曾几何时，在中国词典中，出现了一个“时髦”的名词，叫做“三农问题”。多年来，围绕着“三农问题”，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各大金融机构、众多媒体、学者和经济学家做足了文章，但“三农问题”的解决仍然任重道远。“三农”成为中国政治家及经济学家们眼前挥之不去的头痛问题，也从一个侧面反衬出在近三十年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过程中至今尚未解决的一些深层次矛盾。
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依然是讲农业问题。今年中央这份涉农1号文件提出：“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国必须加快构建强化农业基础的长效机制。而构建农业基础的长效机制，就必然涉及到农村金融改革的配套问题。
在我国金融业，农发行的改革以及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改革都是关系到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关键环节之一。在年初召开的农业发展银行全国分行长会议上，农发行党委书记、行长郑晖向记者透露：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求加大农业发展银行支持“三农”的力度。温家宝总理也已对农发行改革两次作出了重要批示，有关部门目前正在牵头研究制定农发行外部配套改革方案。通过下一步的改革，国家将进一步明确农发行的职能定位和业务范围，建立更为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经营管理的体制和机制，加强政策性银行的法制建设，过去影响农发行改革发展的外部制约因素将逐步得到解决，使农发行既能进一步发挥支农作用，又能办成一家好银行。这次改革对农发行来说无疑将是一次意义深远的重大变革。
农村经济决定农村金融，农村金融又反作用于农村经济。这使农发行的改革与改变我国农村经济现状产生直接的联系。
我们是否充分发挥了农村政策性金融的作用？
如果把中国农村经济概括为“三农”经济的话，那么，其特征是：农村人口多，农业基础薄弱，农民收入低，这三点决定了我国的“三农”经济与其他产业相比较依然是弱势产业、弱势群体和弱势市场。这些因素决定了在现阶段我国农产品还不能完全商业化流通和市场化运作，在对其进行金融支持时还必须依赖政策性金融的专项性、政策性支持。
另外，粮食的稀缺性决定了它必然是国家必备的战略资源。由于近年来粮食缺口加大，我国已由粮食的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粮食安全的警钟要始终长鸣，巩固农业基础的弦要始终绷紧。而保证国内粮食生产最根本的因素是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这必须发挥政策性金融作用。例如现在已经制定的可以在非常时期随时启动的一些粮食作物的最低收购价预案，其性质就是国家利用政策性金融支农的一种政策。
任何国家农村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资金。在前一段时期我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高潮中，有专家估计，在未来15年内全国平均每位农民需要投资约1700元到4900元，如果按8亿农民计算，新农村建设的资金缺口将在13600亿元～39200亿元之间。解决我国特有的“三农”经济问题，关键在于发展农村经济和增加农民收入，而这只靠财政资金是远远不够的，归根结底需要金融资金的投入和支持。此外，新农村建设在商品流通、工业企业建设、农村道路以及住房改造、农村水利、大型设备建设和购置等方面，都离不开资金及其汇兑结算网络。而从长远来看，我国的农村经济与农村政策性金融、农村商业性金融必须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农村经济要能够吸引农村金融，两者相互依存，良性互动。农村政策性金融与农村商业性金融要形成合力，不能成为竞争关系，而要形成市场经济中的交叉关系。
我国广阔的农村曾经是各家金融机构跑马圈地的场所，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县级领域内的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农发行、信用社都组建了分支机构。但由于农村金融资源的贫乏，金融生态环境的恶劣，经营的亏空，工、中、建三家国有商业银行，已从农业占主导的县域撤出，留守机构也只是吸收存款。如今，在我国农村，初步形成的是政策性金融、国有商业性金融、地方合作金融以及民间金融相互结合、交叉的农村金融体系。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建立是国家干预、协调农村经济的产物。1994年建行初始，政府就为其制定了建行宗旨：短期目标是，在较短的时期内解决我国农副产品收购资金挤占挪用问题，杜绝全国范围内的打“白条”现象；长期目标是，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农业发展后劲。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出现使得中国农村金融第一次在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上泾渭分明。同时也为农业银行从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转轨创造了条件。但是，时隔不到4年，1998年初，在当时受到极大通胀压力的经济形势下，为了尽快切断我国基础货币与农副产品收购资金的联系，国家除了把农发行粮棉油收购、调销贷款业务留下外，其余全部划回农业银行。从1998年4月到2004年7月，农发行开始了长达6年多时间的“封闭运行”时期。在这一期间，许多人都对农发行的职能提出了疑问，农业发展银行实际上成了名副其实的国家粮食储备银行。
农发行外部配套改革意义深远
据了解，目前正在酝酿的农发行的外部配套改革将着重解决准政策性贷款、优惠税收政策、新增加挂账等问题。近些年，农发行支农的积极性作用越来越大，支农的市场份额、商品率等增长非常快。2007年末，农发行贷款余额比2004年末增加了3035亿元，年均增幅12.5%以上。支持收购粮食的数量占商品量的60%左右，支持收购棉花数量占总产量的50%以上。同时，积极拓展支农空间，到2007年末，全行新开办信贷支农业务8项，贷款余额1123亿元，占全部贷款的11%，大力支持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了党和国家强农惠农政策的落实，在农村金融中的骨干和支柱作用明显增强。但是，国家对于农发行的优惠政策除利用国家信用去筹资外，再无其他。相对于股改上市的商业银行，农发行没有资本金补充，没有呆账拨备，税收政策却跟商业银行一样(农信社还有优惠)。农发行自身财务状况好转，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农发行这几年的发展状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未来随着支农范围、力度的加大，为确保农发行具有雄厚的资本实力以实现较优惠的信贷支农政策，还需要进一步遵循银行发展的规律来适应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特点和现实，明确完善政府指令性业务的补偿机制，并在货币政策、财税政策上面给予农发行必要的支持，以更好地发挥农发行的作用，促进政府职能政策目标的实现。此外，基于目前我国农业还不能完全市场化，还应解决对农发行利益补偿的问题，建立对其贷款本金和利息的补偿机制。
其次，外部配套改革还应进一步拓宽农发行的业务范围。从农发行的历史来看，农发行是稳定农村的支柱，而我国现阶段的“三农”情况决定了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必须继续发挥农发行的农村政策性金融作用，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但是农发行目前能够发挥骨干和支柱作用的方面仅主要体现在农副产品的流通上，而对农村经济长期发展后劲十足的农村基础设施的支持还远远不够。
当前，我国正处于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积蓄后劲、创造条件的阶段，而目前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农业基础不够牢固，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农村的科技水平、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还不能适应农民当前的需求。而要对这些项目进行支持，只能依靠政策性金融的资金投入。原因在于譬如四网建设、水库加固等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均是公益性的，非收益性的，无法通过市场化运作，以盈利为目标的商业银行不会自动涉足这些项目，只能继续加大发挥农业发展银行的支农作用，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此外，要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改善农村地区的科技状况和公共服务，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一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而许多这样的企业处于刚刚起步阶段，亟须资金的支持，具有创业投资的性质。但是由于时间短，实力弱，风险高，还不能达到商业性农村金融的贷款条件，只能依靠农业发展银行的信贷支持，培育其发展壮大。
从目前来看，还不能要求中国的金融改革彻底解决“政银”分开的问题。政府干预国有银行是不可避免和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政府仅仅通过对国有银行领导人的任命来要求这些国有金融企业不偏离既定的轨道是不够的，毕竟最后起作用的还是事物内在的、本质的东西。任何国家、任何产业都需要制定经济政策，而任何成功的经济政策都需要一个前提：它应该是符合经济规律本身的。我们期待农发行的改革获得成功，期望它的改革成果可以为解决我国“三农”经济问题铺上一块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