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您认为，今后食品工业企业经营有哪些关键成功要素？

 
　　崔博士：我到企业调研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家企业能够取得（或者曾经取得）成功？得到的答案往往验证了一句俗话－“企业好不好，关键在领导”。当然，现在已经不再是草莽英雄、单打独斗的年代，经营管理开始更多的倚重团队的力量，但领军人物的人格魅力、事业心依旧是至关重要的。在所有的关键成功要素中，“人”是第一位的，是唯一不可复制的要素。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业务层面的要素，如：适度做大规模，保持市场容量和成本最优化的匹配；差异化竞争；先进技术和工艺的应用与开发；成本控制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对市场需求的识别和个性化服务能力；资源利用最大化和环境保护；对上游供应商的掌控力等等。这些核心能力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通过日积月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进而从量变到质变。

 
　　记者：  最近发生的日本“毒饺子”事件对中日两国甚至全世界的影响都很大，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关注。崔博士，对于食品安全问题，能说说您的看法吗？或者提提您的意见和建议。

 
　　崔博士：曾经有业内人士提出“食品工业、道德工业”的说法，我个人是持赞同态度的。近年来，国内很多高校开设了食品安全本科专业，从专业课程体系上看，可以发现学校对学生的培养定位局限于技术层面。我个人认为，食品安全绝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在“农业－工业－流通”的众多环节中，食品企业所能够控制的通常只是在加工制造阶段。而在上游的原料生产（种植养殖等）和下游的食品流通（仓储物流等），食品企业实际上是鞭长莫及。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包括民众的社会责任感、诚信等。

 
　　记者：  2007年以来，CPI居高不下，政府开始对食品价格和粮食价格进行调控，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崔博士：在美国次贷危机、人民币加速升值等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的压力下，政府通过调控食品与粮食价格了稳定CPI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值得思考。食品行业竞争激烈，企业对于价格调整都非常谨慎。客观上，提高产品价格是很多食品企业格在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的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粮价更是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以玉米为例，2007年的价格相对于1997年的水平涨幅仅为50%。这个增长幅度明显低于同期农资（种子、农药和化肥等）150%的涨幅和GDP330%的增速，更低于同期600%的税收增速和400%的房价增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农民和涉农产业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和贡献。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四年聚焦农业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但要落到实处，仍任重道远。无论如何，在这次价格调控中，一些食品企业和农民的利益确受到了损失。从长期看，政府应该从源头性和体制性因素入手，理顺商品价格的形成机制以及更深层次的社会利益分配机制。另外，我个人认为，食品与粮食价格的调控宜更多的采用市场手段，慎用行政手段。

 
　　记者： 崔博士，最后请您就食品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作个展望吧？

 
　　崔博士：进入21世纪以来，以酒类、乳品、肉类为代表的众多食品行业开始进入产业整合阶段。与此同时，“国内市场、国际竞争”的趋势日趋明显，“多、散、杂、乱”的无序竞争问题仍如影相随。2006年以来，农产品原料及公共用品价格一路飙升，食品企业成本压力加大。在下游市场，国家高度关注日用必需品的价格波动，因此食品价格上涨乏力。在这种背景下，很多食品行业“腹背受敌”，利润水平急剧下滑。预计这种形势还会持续3-5年时间，产业结构调整进程中必将引发新一轮“大浪淘沙”。在产业竞争日趋激烈的同时，食品企业经营也变得愈发复杂。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需要了解人民币升值、银行加息、油价波动、贸易壁垒、农产品期货、产业整合等问题背后的机遇与挑战，需要分析发达国家食品产业的发展历程，需要借鉴雀巢、嘉吉、泰森等国际食品巨头的扩张模式，需要用全新的战略眼光来审视食品产业。

 
　　记者：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