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在墨西哥访问的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5月7日在此间表示，全球粮价高企的局面有可能持续到2015年。而农业部和国家粮食局等部门近日相继安慰民众，中国粮食库存消费比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完全能自给自足。
粮食价格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伴随着近年来资产价格与资源价格轮番的世界性大幅上涨，因此，在这种背景下，粮食更具有了投资品特征。作为商品的粮食，由于国内价格远远低于国际价格，因此，势必刺激大量走私套利活动，而饱受通胀之苦的粮农，面对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的涨价，惜售心理更加严重，这两种行为势必减少市场上的供给，而去年以来，中央储备粮系统为了维持价格稳定和抑制通胀，已经抛售了大量存粮。另外，如果粮食价格得不到提高，农民的种粮意愿将大幅下滑，因为当前粮食种植成本在通胀的影响下已经出现较大上涨，农民不可能以亏损为代价辛苦耕种。由于农业税的取消，耕地抛荒变得没有成本，抛荒的可能性增加。
确保粮食安全包含两个层面的要素：一是可控性，也就是政府的目标与手段，防止粮食领域的局部风险演化为整体风险、域外风险渗透为域内风险、潜在风险转化为实施风险，从种植、流通、贸易等环节加以宏观调控和掌握；另一个是经济性，即确保微观主体（种粮户等）实现成本最小化或者收益最大化原则，政府不能以整体的利益和目标忽略粮户的经济性。因此，政府需要在政策目标与市场目标之间协调，不能用可控性替代经济性，这样虽然暂时化解风险，但是潜伏的威胁更大，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状态下；也不能以经济性替代可控性，作为战略商品，这可能给粮食市场造成更多的投机和市场混乱。
当前，粮食市场短期的风险是囤积和流出，前者是一些粮食投机商囤积和农民惜售，后者指向东南亚地区大量走私，如果国际价格继续上涨而国内保持稳定，这两种投机活动会更加猖獗，直到市场供求出现失衡而价格上涨，因此，政府需要严厉打击囤积和走私行为，但是只能治标而非治本。长期的风险在于，确保粮食安全的压力非常不公平的由粮农承担，并以收益缩减（甚至亏损）来分担城市居民的通胀压力，这种做法已经不足以确保粮食安全，而是影响粮食自足和安全的最大隐患，因为当前大部分农民有了进城务工的选择，其经济理性一定抛弃种粮这种收入非常低甚至亏本的经济行为。尽管政府给予了一定的种粮补贴，仍然不足以抵消成本的上涨。
中国经济之所以在过去的30年创造繁荣奇迹，皆是因为农业作为金字塔底部处于长期稳定的状态，这种状态是带有计划经济色彩政策的产物。但是随着城市化以及工业化的加快，农民进城就业的规模扩大，就业市场的繁荣导致农业稳固的基础已经不再。作为计划经济的遗产，当前的三农政策已经不适应中国经济的现状和发展，政策制定者需要以市场经济的角度重新考虑粮食安全，尤其是解决土地产权、户籍制度、粮食流通等基础性的问题。当前比较严峻的是价格控制，如大坝垒得越高，预期之水的压力就越大，一旦价格出现波动，或者夏粮收购遭遇惜售，市场可能出现混乱。而刺激农民种粮的政策应该在粮食种植前尽早推出，若不大幅提高收购价格，可以大幅提高粮食种植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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