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这一次的价格上升将持续多久？会持续维持在高位吗？

　　卢锋：一般而言，粮食供给对价格的反应要一两年时间才能体现，在这期间，粮价可能还会上涨。

　　中国没有粮食安全问题

　　记者：您在十余年前就指出，中国传统粮食安全问题已经解决，现在您仍这样看吗？

　　卢锋：我没有改变过看法，也没有看到改变的必要。

　　1995年我回到国内，不久便改变原来研究计划，转而选择研究粮食问题，是因为看到当时强力实行“省长责任制”来解决粮食生产和贸易问题并引发很多矛盾。市场经济下国内市场是一体化的，要求各个省区政府首长对各地粮食自给率负责，甚至对各地粮价稳定负责，显然不符合市场经济基本逻辑，也是从国际经验角度看极为特殊的政策安排。

　　经过几年研究，我提出中国历史时期传统意义上粮食安全问题，随着1978年开始实行农村改革政策，其实质内涵就已发生根本改变。后来粮食政策安排偏差与我们对这一根本问题没有根据客观形势变化较快转变有关。

　　记者：何谓传统的粮食安全问题？为何您认为它已不是中国的问题？

　　卢锋：我国传统粮食安全问题，是指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粮食短缺和匮乏，从而使得国民基本粮食安全保障面临现实挑战。

　　这个阴影笼罩着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国的古代文化中，审美中一直带有忧伤的意趣，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经济规律制约：农耕社会太平时代人口增加很快，但是耕地面积难以同步扩大；在传统农业技术边界约束下，受到劳动边际投入产出递减规律作用，人均粮食产量最终会下降，构成中国大历史视角下经济和政治周期的一个重要背景因素。在现代工业文明技术和制度条件下，“马尔萨斯陷阱”已被彻底证伪，但是对于中国2000多年传统农业社会却是不幸具有相当解释力。

　　最重要的是，得益于现代农业科技进步和市场化取向制度改革，粮食安全导致社会周期震荡已不是中国人的宿命。这可能是我们谈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最重要的前提性命题。

　　从经济学角度，粮食消费的增加，只与两个变量有关：收入和人口。当人们收入提高时，对粮食的需求并不会一直增加，而是可能减少。道理很简单：食物结构发生了变化，人们会用牛奶、肉、鱼、水果来替代粮食，而肉、鱼、水果生产或者与粮食在土地需求方面竞争性很低，或者粮食转化率较高，因而膳食结构改善伴随粮食消费需求增长势头减弱。我国1986-2006年20年间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增加了八九倍，然而人均粮食消费量仅增加了13%，粮食消费的收入弹性极小。我计算的表观消费弹性趋势值近年已为负数。

　　最主要的变量集中在人口。1994年美国人布朗在其著名的《谁来养活中国？》一文中预计，2030年中国人口将增加到16亿，中国将面临粮食的绝对短缺。但是当时人们普遍高估我国人口峰值，目前我国人口仅13亿多，人口专家主流意见认为峰值时不超过14.5亿。人口结构日趋老龄化将抑制粮食需求，未来中国粮食消费需求总量上限很难超过5.5-6.0亿吨。这大大低于十多年前的绝大部分预测。

　　1978年以来经验也证明，粮食确实出现市场波动，也曾发生其它问题，但是中国人民基本粮食安全从未发生危机。1998年时粮食产量超过5.1亿吨，出现明显过剩，使得中国粮价从1995年的峰值一直下降，直至2003年才开始从谷底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