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不是辘轳

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一幢高档写字楼里，在一排气势恢宏的落地玻璃窗前，一个男人手握着一杯已经变凉的茶，目光凝视着面前的一大堆酒包装——像这样的镜头在这个写字楼里常常出现，而且每次均长达一小时之久。这个男人就是记者此次要拜访的对象——陕西白水杜康集团总裁张红军先生，一个数易人生棋局、转败为胜的企业家。

张红军，山东祖籍，虽面无山东大汗魁梧之相，却胸遁齐鲁宽广之磅礴。早听集团旗下的陕西杜康酒厂总裁王永生介绍过：“真正的酿酒世子，饱经沧桑终不悔，踏平坎坷成大道。”一个典型的不畏逆境的思考者。他勤劳，他果敢，他睿智，就像中国酒业中的一棵“钻天杨”，挺拔而起，高举着信念，挑战着世俗，将命运从低谷抛向了浪尖……

辛酸往事，酿酒世家的苦命郎

坐在记者面前的张红军，他的言语并没有像他的行动那样炫目，平实而谦逊。面对记者的追问，张红军总想一言以蔽之，试图掩饰他的真实轨迹。为什么要淡化他的人生来时路呢？原来他拥有一段不愿奉告的酸涩记忆——

对于张家的数辈人，张红军小时候常常就听他爷爷讲起：“孩子，我们这家子与酒有缘，因酒而繁衍，你爷爷的爷爷就是酿酒人，传到你父亲手里，不知是多少代传人了。‘家有万贯，不如薄技在身’，这就是张家的光荣史。”随着张红军一天天长大，八九岁时，全家人随父亲一同到了陕西，即父亲所在的工作地——咸阳。少年的张红军，平时除了上学，节假日及周末时间，不由自主地跑到父亲所在的酒厂学习酿酒技术。在张红军眼里，父亲的工作很神圣，每月不足50元的工资也是这个家庭最大和期待的收入。父亲把钱分作两半，一半用于家庭开支，另一半还得交给身体日渐衰弱的爷爷治病，家里经济并不富余，但这样的条件已让张红军觉得这是命运莫大的眷顾。

父亲积劳成疾，身体每况愈下。19岁那年，父亲溘然而去，母亲因为父亲的去世忧心忡忡，让母亲感觉失去了一切，精神受到了莫大的打击，一家人的生活雪上加霜。这个时候，作为长子的张红军已经是这个家庭最强壮的男人了，岂能眼睁睁地看到张家就此沉寂，一种强烈的求生欲望促使他要担起“长兄当父”的责任。

失去了父亲，也就失去了每个月稳定的收入。然而就在这个转折点上，祸不单行，母亲病魔缠身，不到一年时间，张红军母亲追随父亲的亡灵撒手人寰。送走了父亲母亲，家里就剩下张红军与一个弟弟、两个妹妹。作为外来人家，在咸阳举目无亲，四兄妹不知哭了多少次，可是一日三餐，四张嘴巴总得要吃的啊，这个家庭开始了与命运的抗争。全家人能不能生存，怎样生存，都看着年长的张红军，他不但要解决全家人生存的问题，还得要负责一个弟弟两个妹妹的读书与教育，真正的考验到来了。

苦去甘来，20元钱“滚”到大

不能埋怨上苍的不公，更不能一蹶不振，张红军觉得肩上沉甸甸的。他没有绝望，而是决定利用好母亲临走前留给他的最后一笔财富——借来的20元钱，去开创张家新的生活。

鸡蛋生意救活一家人

不冲出逆境，就在逆境中丧生。20岁的张红军经历了家庭的突然变故，思想变得成熟起来。手里攥着母亲留下来的20元现金，他开始寻思如何让这20元变成30元、40元，一方面不但要让这20元来钱生钱，另一方面还要让这20元迅速周转，变成源源不断的提供支付家庭生活的下金蛋的母鸡。

经过观察，张红军发现了一个商机。在商品尚不丰富的当时，市场上生意最好的莫过于做生活消费品生意的人，其中，鸡蛋的交易量最大，而且价差最高。他盘算着，做鸡蛋生意一方面投入资金不大，另一方面资金滚动快。说干就干，他开始跟踪一些卖鸡蛋的小商贩，摸清了门道。于是，张红军开始背着背篓，到农村去走家串户，一路吆喝着收购鸡蛋。就这样，他跑遍了当地的偏远农村，每天起早贪黑，将收购来的鸡蛋再转手卖给国营食品公司，一个鸡蛋赚一两分钱，就这样日积月累，以少聚多，靠鸡蛋生意维持着家庭。后来，他在收购鸡蛋的同时，又兼收购一些农村蔬菜，然后到城里卖，这两项生意越做越上路，使张红军对经商产生了浓厚兴趣。

农村改革先吃“螃蟹”

1978年，安徽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首先搞起了“包产到户”。与此同时，四川一部分地区也搞起了“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这就是新中国最初的联产承包责任制。1980年9月到1982年底，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进入了大发展阶段。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农村经济转型工作开始在陕西大面积实施，张红军，同样在第一缕春风中高歌猛进。

初期，张红军拿着做鸡蛋和小菜生意赚的第一桶金，开始思量做更大的买卖。这时，村子里有一片40亩的西瓜地开始向全村社员公开承包，可是，没有一个社员敢于站出来发话。因为对于当时的农民来说，家家都经不起亏损，张红军虽说拥有一笔小资金，但他并没有莽撞。

张红军凭着自己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到这片即将成熟的西瓜地去了解实际情况。他细数了一亩地能产多少个西瓜，一个西瓜平均有多重，每斤西瓜的价格有多高，再计算出40亩地能产多少西瓜，能够卖出多少钱，然后与生产队报出来的承包额相比较。结果他发现，其中有很大的利润空间，于是第二天就去生产队里签下了承包协议。这一年，张红军的西瓜项目成功了，这笔财富来得太容易了。第二年，尝到甜头的张红军，除了继续承包西瓜之外，还承包了200亩棉花。在张红军的带领下，社员们也纷纷开始了联产承包责任制。

重操祖业当上老板

当很多人蜂拥而至之时，竞争的加剧使得承包门槛开始攀升，这个时候，如果继续血拼只会得不偿失。张红军的聪明就在于机会的把握与进退的选择。当很多农民涌入承包之时，张红军开始寻找又一个农作物经济“蓝海”。对于一个世代酿酒的传人，他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况：一斤玉米的市场售价最高不过一毛一分，而当时市场上散装白酒的消费开始趋热，单价达到了一块六七。他的判断，在注重出酒率而轻酒质的当时，三斤粮食一斤酒，即一斤酒的成本超不过五毛钱，而加工成本最多也只有两毛钱，由于没有包装成本，高估总成本也不过五毛钱，这个利润空间太大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市场经济的提出又明确鼓励私有经济的发展。张红军意识到祖上传来的技术可以再次发挥价值了。于是，他萌发了创办私人酒厂的想法。“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张红军如是说。他及时联系到信用社，又贷了几千元，开始创办起自己的康宝酒厂。“康宝，顾名思义为健康之宝。”张红军在那时就想到了给消费者一个喝酒的理由，对于当时来说，有这样经营企业理念的老板还没有，张红军是第一人。酒厂很快办起来了，在物质生活尚不发达的过去，康宝散酒一上市自然卖开了。张红军由最初的20元钱，就这样如滚雪球般地迅速大了起来，成为了村里有名的致富能手，一个小有名气的酒厂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