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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门”引发责任论战 慈善事业亟待完善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地震发生的第二天,各行各业的慈善捐款纷至沓来。此举一出,必成为抗震救灾的关注焦点之一,王石的公关危机,王老吉的爱心营销,乞丐的倾囊相助……都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网络的力量此时更是显露无遗。 慈善捐助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话题。逐渐,慈善捐助不仅仅落脚于关注名人名企的捐助行为,公众和媒体都开始了质疑慈善机构的善款去向,并明确表态希望善款进出都能公开明晰。慈善机构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和监督。 对比国外,我国的慈善事业本就处在蹒跚学步的状态。慈善事业的制度和体系尚不完善。在此种情况下,慈善捐助如何评判、慈善事业如何完善……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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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方支援 慈善捐款最引人瞩目前五名
一个亿让"加多宝"一鸣惊人
加多宝宣布捐款1亿元的时候,社会公益产生的口碑效应立即在网络上蔓延,许多网友第一时间搜索加多宝相关信息,加多宝网站随即被刷爆。“要捐就捐1个亿,要喝就喝王老吉!”“中国人,只喝王老吉”等言论迅速得到众多网友追捧

相比部分著名企业家遭到舆论围攻的窘态,一些低调的企业及其幕后的企业家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则可谓“一鸣惊人”。

5月18日晚,由多个部委和央视联合举办的募捐晚会上,1亿元的巨额捐款,让“王老吉”背后的生产商――广东加多宝集团“一夜成名”。

“希望他们能早日离苦得乐。”加多宝集团代表阳先生手持一张硕大的红色支票,以1亿元的捐款成为国内单笔最高捐款企业,顿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就在加多宝宣布捐款1亿元的时候,社会公益产生的口碑效应立即在网络上蔓延,许多网友第一时间搜索加多宝相关信息,结果是消息传出10分钟后,加多宝网站随即被刷爆。“要捐就捐1个亿,要喝就喝王老吉!”“中国人,只喝王老吉”等言论迅速得到众多网友追捧。

作为王老吉生产商的加多宝集团,多年来一直隐身于公众视野。这家以香港为基地的大型专业饮料生产及销售企业,1995年推出第一罐红色罐装王老吉,随后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王老吉的销售额有了从1亿到几十亿的高速增长。今年3月,国家统计局、中国行业企业信息发布中心发布的数据更显示,王老吉“2007年度全国罐装饮料市场销售额第一名”的市场地位。

尽管旗下王老吉已经悄然成为全国饮料行业的领导品牌,加多宝的老板却几乎从未在公开场合露面。即便是在2003年,当“怕上火,喝王老吉”的广告语成功地响彻大江南北时也是如此。

加多宝集团非常重视品牌传播,曾强调“传播非常关键”,“在最短的时间里使王老吉品牌深入人心,必须要选择一个适合的宣传平台,央视一套特别是晚间新闻联播前后的招标时段是具有全国范围传播力的保障”。

在这一思路指导下,王老吉的广告投入可谓大手笔。加多宝先是选择了2003年“非典”期间投放了央视一套的黄金招标段,又投入巨资拿下了2004年3至8月份的几个黄金标段,多年把中央电视台作为其品牌推广的主战场,巨额广告投入不遗余力。疾风暴雨般的广告攻势,保证了红色王老吉在短期内迅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迅速飙红大江南北。统计数据表明,2003年红罐王老吉的销售额从原来的1.8亿元跃升到6亿元。2004年销售额15亿元,2005年销售额超过25亿元,2006年销售额达到了35亿元,2007年销售额50亿元。

诚然,此次加多宝慷慨解囊1亿元,体现了民族企业对抗震救灾高度关注的社会责任感。但结合王老吉的品牌推广成功经验,目前饮料行业中以王老吉为代表的民族饮料对抗洋可乐的竞争态势,以及加多宝重视“在传播上与竞争对手差异化竞争”的思路,不难理解加多宝集团此次在央视晚会上的惊人一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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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批判 社会责任大旗飘扬
万科220万VS乞丐102元,企业捐多少算是尽了责
5月19日,“胡润研究院”发布了“2008胡润慈善榜”———《5·12抗震救灾民营企业捐赠报告》。
  
800位《2007胡润百富榜》上榜企业家中,已有112人向灾区捐款,总额达8.74亿元;百富榜上排前100名的企业家中,已有45人向灾区捐款,总额目前是6.37亿元;百富榜前10名的企业家中,已有8人向灾区捐款,总数额目前是1.6亿元。
  
此榜一出,立即引起广泛关注,而企业家们的捐款数额同时也引发极大争议。
  
- 5月12日四川汶川地震当天,万科曾宣布捐款220万元。
  
这笔捐款数额以及万科董事长王石之后的表态,立即给万科带来了近年来最大的一次公共信任危机。
  
5月19日晚间,万科宣布以1亿元资金参与灾后重建,王石也公开致歉。
 
嘉宾名片 蒲勇健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企业新课题:寻找尽力与量力的平衡点
  
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能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又能在不给企业太大压力的情况下满足公众的期盼心理,这是一个企业应该思考的。
  
我们应向那些捐了很多钱的企业家们表示敬意,但也无需过分指责“捐得少”的企业。
  
至于“汶川地震富豪捐赠慈善排行榜”的出现,我个人倒觉得并非坏事: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能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又能在不给企业太大压力的情况下满足公众的期盼心理,这是一个企业应该思考的。
 
我想,在这场针对企业慈善捐款的争论之后,企业家们特别是被推向争议焦点的那些企业家,应该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慈善不仅仅是简简单单地捐点钱,而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当面临突发性的灾难时,企业应该怎么快速组织自己的慈善行为,并让这个行为达到公众的期望。
 
嘉宾名片 沈小娟 某企业员工
地震慈善榜,更多的是榜样和激励作用
  
在出现大灾难时,对于力量强大的企业而言,钱虽然不是衡量其是否尽了社会责任的唯一标准,但肯定是主要标准之一。
  
地震的捐款榜出来后一直被我和身边的很多人所关注。
  
可能对于慈善行为而言,谈钱或者说数字会让慈善举动的意味变质。但“5·12汶川地震”不同,国家有难,匹夫尚且有责,更何况我们的企业家们。
  
不得不承认,在国内如今慈善捐助并没有形成常态的背景下,“汶川地震富豪捐赠慈善排行榜”就是一种及时的鞭策和激励,看看排行榜上的领头数字,再对比王石、马云等人此前的冷静的态度,让人有些脊背发凉。
  
我想这样一个“有攀比之嫌”的排行榜更有榜样作用和激励意义。
  
同样是身家丰厚的知名企业家,我们所看到的事实是:台塑集团和邵逸夫先生各捐1亿元、王老吉捐1亿元、央视募捐晚会上一企业临时追加捐款7000万元……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地产龙头企业万科的王石首次捐款200万元,有中国电子商务之父称号的马云更是抛出了“一元捐款说”的言论;此外,国内知名企业捐款没有超过500万元的报道也屡见不鲜。
  
面对这样的差异,社会上出现指责企业家们“为富不仁”、“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谴责声,是能够理解的。
  
也许有的企业会把“慈善应是自愿、不能成为企业负担”等说法搬上台面,但我觉得,对于有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而言,不能借此免责———在国家有难之际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是对一个企业最基本的要求,怎么就成了企业的负担呢?要知道在出现社会大灾难时,企业的行为力量强大,钱虽然不是衡量慈善的唯一标准,但肯定是主要标准之一。
  
我们从慈善排行榜上还看到了一些现实:在捐款排前10名的企业家中,内地企业家所占比例很小,此外从捐款总额上也能明显感觉到差距。不得不承认,在国内,很多企业并未形成强烈的社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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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回归 呼唤“慈善之心”
慈善捐款和道德挂钩 有必要吗?
    最近听得很多,某某公司捐了几千万,不错不错,某某企业才捐了几万,不厚道。一时间,网络世界硝烟弥漫,申讨声四起。
 
    如果真的捐得多捐得彻底才是道德,那么到底要捐多少才算道德高尚?标准又应该由谁来制定?此标准的制定又应该依据什么?
 
    听说最近又弄出很多什么什么捐款排行榜,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
 
 
    话说春秋战国时期鲁国有一项政策,如果鲁国人在外地为奴,有人肯出钱帮他们赎身的,所花费用,可以凭借收据到鲁国财政部报销。这项政策推行以来,数以千记的鲁国人得以返乡。
 
    孔子的弟子子贡,是个大款,有一次帮一个鲁国奴隶赎身之后,当众撕毁了收据,表示不要国家来报销这笔款子,他自掏腰包了。
 
    结果回国之后,孔子表示要将子贡逐出师门,为什么呢,子曰:贡的做法,看似仁,其实是将一项仁政逼入了死地。因为你财大气粗擅自提高仁的标准,那以后的人就会以去领报销款为羞,但是自身又无法承受这笔支出,只好干脆不去帮奴隶赎身了。
    果然从此以后,帮鲁国奴隶赎身的人越来越少,最终这项政策在操作上已经被废弃了。
 
    捐助本来是一个善举,但是如果把所捐物资的多少和道德的高低进行捆绑,捐得多的道德就高尚,捐得少的则道德低下;倾其所有就是高风格,九牛一毛就是卑劣作风,这样有必要吗?再或者,人为的拔高门槛,列举出名伶巨贾谁谁谁还没捐款,然后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以言辞加以扫射,真的有必要吗?现在,是我们去关心谁谁谁捐了多少的时候吗?
 
    有些捐款企业,天知道他们借着捐款的招牌想实现什么目的,而排行榜则是在有意无意中为他们做了免费的广告。而对真心捐助献爱心的企业来说,捐赠不求名利,上了排行榜,被人误解为炒作出风头,是否又是一种无奈?

    我想,排行榜的初衷是好的,树立典型,希望通过榜样的力量号召更多的人来为灾区做出更多的贡献,这无可厚非,但如果偏离了这个轨道,而是将道德与慈善捐款划上等号,无异于做出了不好的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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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监督 捐款去向公开明晰
捐赠的透明使用将为中国赢得尊重
汶川大地震里氏8.0级,最强的烈度达到了11度,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发生的破坏性最大的一次地震。灾害发生后,全国人民心系灾区,情系灾民,积极捐赠。在5月20日下午4时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宣布,截至20日13时,全国共接收社会各界捐赠款物139.25亿元,其中捐款125.16亿元。有关捐赠资金和物资的使用,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民政部表示:“现在审计署已经开始进入救灾款使用的审计。”
  
捐赠的使用能否透明不仅关乎救灾的效率,也关乎慈善机构乃至中国的形象。
  
一般而言,捐赠款及物资,都会有一个损耗过程,比如管理费。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减少损耗,提高捐赠的使用效率。而审计署在开始阶段就介入救灾款使用的审计,将有助于救灾捐赠透明度的提高。美国国际开发署国外救灾办公室主任亨利塔·福尔在美国国务院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称赞中国政府“有能力,也非常透明、非常体察民情,在处理方式上也很专业。”如果我们能够确保在捐赠资金和物资的使用方面,继续保持高度的透明,无疑将迎来更多的尊重。
  
要保持善款使用的透明,关键在于制度约束。而制度的建立是逐步完成的。以美国为例,尽管它是一个制度相对完善的国家,但仍然在1992年爆出了轰动一时的美国联合劝募会主席阿尔莫尼自占捐款事件和新纪元基金会行骗事件,使美国慈善事业陷入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公众募捐低潮。但是,也正是这些教训,使得美国对慈善机构的监督日益完善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行业评级与社会监督。美国慈善评级机构先后为超过5300家慈善机构评级,级别为4星到无星从高到低,同时提供各个标准下的前十排行榜,其中不少是负面排行,比如筹款回扣率排行,财务危机排行,劣等机构CEO薪水排行,赠款囤积花不出去排行。一旦慈善机构信誉受到质疑,就可能被公众抛弃。在这种监督力量推动下,慈善机构纷纷提高自己运作的透明度。
二是政府监督。美国政府对社会对慈善组织进行了多方面的监管,规定,慈善组织每年会向国税局详细报告本年度经费的来源和支出情况以及各项活动经费的来龙去脉,以便政府检查慈善组织的活动是否符合免税规定,而免税事关一个慈善机构的发展乃至存活,诸如此类的监督,成为确保慈善机构透明度的一个重要保障。
三是法律制约。对于侵吞捐款及借慈善行骗的行为,都予以非常严厉的惩处。
  
这些经验是我们可以汲取的。事实上,在此次地震灾害发生之前,我国已经在完善制度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就在4月28日,民政部发布的《救灾捐赠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救灾捐赠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了救灾捐赠款物的管理和使用。规定:救灾捐赠受赠人应当对救灾捐赠款指定账户,专项管理;对救灾捐赠物资建立分类登记表册。发放救灾捐赠款物时,应当坚持民主评议、登记造册、张榜公布、公开发放等程序,做到制度健全、账目清楚,手续完备,并向社会公布。县级以上政府民政部门应当会同监察、审计等部门及时对救灾捐赠款物的使用发放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另外,考虑到救灾捐赠活动的特殊性,规定各级民政部门在组织救灾捐赠工作中,不得从捐赠款中列支费用。这个规定非常重要。经济学家汪丁丁撰文指出:国内慈善机构的损耗率极高,大约在30%以上。国外的慈善机构也有许多是收取管理费的,不过费率较低,普遍低于20%或10%,实际费率很低,因为国外这类机构的工作人员很多是不领取报酬的志愿者。此外,国外对基金组织的监督很严格。但是,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慈善机构,其管理费根据捐款数额来收取都缺少合理性,因为捐款数额的增加并不意味着管理成本的上升,在捐款数额超过一定限度后,管理成本并不随之大幅度上升。
  
而我国直接规定“各级民政部门在组织救灾捐赠工作中,不得从捐赠款中列支费用”,理论上来看,相当于零损耗,比国外慈善机构的损耗率还要低很多。这与我国慈善机构的性质也有关系。西方慈善机构绝大部分属于民间组织,而我国的慈善机构,大都属于政府所属机构,其工资奖金源于财政,“不得从捐赠款中列支费用”不仅具有合理性,也具有可行性。
  
关键在于避免另外一种损耗,即挪用、侵占或贪污等损耗,这种损耗对我国慈善事业的伤害最深。由此,《救灾捐赠管理办法》增加了对挪用、侵占或者贪污救灾捐赠款物的法律责任和救灾捐赠受赠人的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除此之外,《救灾捐赠管理办法》也明确了捐赠人的权利:捐赠人有权向救灾捐赠受赠人查询救灾捐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于捐赠人的查询,救灾捐赠受赠人应当如实答复。
  
我认为,强化捐赠人的权利,依靠捐赠人的监督是保障捐赠使用透明度的一个重要途径。捐赠人不知道捐赠资金和物资用在了哪里,是影响我国民众捐赠热情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次汶川大地震,国民在灾难面前空前团结起来,就连一些乞丐也踊跃捐赠,这种情景感动了世界。捐赠资金和物资能否透明的使用,也将为世界所关注。
  
因此,我国应该强化监督机制(包括审计监督、社会监督、捐赠人监督等等),严防挪用、侵占或贪污行为,确保捐赠的使用高度透明和高效率,确保民众的捐赠造福于灾区人民。竭尽全力做到这一点,不仅能为中国赢来世界的尊敬,也将开启中国慈善事业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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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事业 亟待发展完善
让慈善捐款可持续发展
中国人一向喜欢制作各类排行榜:学童时代,成绩总爱排个名次;年纪稍大,工作岗位也好排名计分,美其名曰:鼓励员工积极向上;往大了说,每年的福布斯排行榜牵动多少人心,各大家收入悉数奉上;而这一次,为汶川地震捐款的排行榜也应运而生。
 
企业和个人捐款,多或少,有或无,本来都是本能情绪的表达,无可厚非。人人都知道说捐款只是心意的表达,不在乎多少,只在乎心意,对待自己的行为时尤其如此,但是对待名人或名企捐款时,就开始了对比、责备甚至是辱骂。姚明在捐助了50万之后,又追捐至200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给善意的捐款打上爱国与否的烙印,慈善这档子事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排行榜表面似乎能提升捐款者的积极性,实质却是打击了其善心,因为捐款者往往不愿意被推到风口浪尖上。
 
当然不能一竿子批判制作捐款排行榜者动机不纯,多数人仍是出于好心。然而这样劳神费力做出来的“好心”事,能不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又能为慈善事业做出多大的贡献?中国的慈善事业一直没有一个完整的制度和体系,所以不少国外人士对中国人的捐赠行为十分佩服,大赞中国人“慷慨解囊”,然而同时我们不得不自省,我们有时间和精力去弄排行榜,却搞不清楚捐款的途径和管理是否规范。
 
在国外,慈善事业被当作一项社会基础事业来进行,有着较为完善的管理制度和法制体系。据了解,国外慈善机构收集的每一笔善款都会明晰的记录在案,并定期公之于众,其工作人员的收入情况也不会成为秘密。相比之下,中国的慈善机构有待改善之处还有很多。
 
首现,关于善款管理费用的收取。收取一定额度的管理费用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怎么收?收多少?收取之后财政如何使用?公众需要一个明确的答复。
 
其次,捐款的途径有待规范化。抗震救灾的捐款大多通过银行帐号到户,也有通过单位集体组织的方式送达,途径缺乏规范,不法分子才钻了空子有了可乘之机。
 
最后,对慈善机构的监管缺位。一个掌握着众多善款的社会组织如果没有相应的监督,很容易滋生腐败。昨日成都地区征集市民监督员,负责抗震救灾钱物的监督,报名者多达上千人。然而慈善需要成为一项长期存在并可持续的事业,不仅需要社会市民监督参与,更需要专业的组织来长期进行这个工作。
 
在大灾大难面前,中国人民充满了善心,捐款速度和捐款数量可见一斑。如何不辜负这些爱心,如何让慈善捐款可持续,借此机会,慈善事业亟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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