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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味品行业遭遇恐“红”风波

05年才刚刚开始,食品行业已经随着“苏丹红”事件的发生掀起了今年的第一场恐“红”风波,消费者开始对颜色发红的辣椒酱、豆瓣酱、豆腐乳等“敬而远之”,可以说是谈“红”色变……风波的背后带给食品企业的是灾难还是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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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红”事件调查
乌鲁木齐查获涉红辣椒酱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日前在乌鲁木齐市国际机场航空酒店发现含苏丹红食品——亨氏美味源蒜蓉辣椒酱,这已是乌鲁木齐市第三次查获“涉红”食品。

据自治区检验检疫局检查人员透露,这批广东“亨氏美味源(广州)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美味源蒜蓉辣椒酱是检验检疫局在对乌鲁木齐市国际机场内的航空食品公司、酒店管理公司、机场宾馆、各超市商店等食品生产、消费领域进行卫生监督检查时,在航空酒店食品库房内发现的,共有1箱24瓶,属已公布含“苏丹红一号”的食品,检查人员立即对其进行了封存。

据了解,乌鲁木齐市卫生监督部门此前已于3月31日和4月5日在流通领域查获含苏丹红的“古榕牌”红油腐乳347瓶和亨氏美味源蒜蓉辣椒酱126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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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红”事件带给调味品行业什么?
食评: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苏丹红一号席卷英伦几个星期后,在中国的声势也一点不含糊。各大食品企业惴惴不安于“红魔”的杀伤力。

先是中国麦当劳,因为策略性的调价委屈的被北京媒体猜测与苏丹红一号事件有关。

一个虚假的假设之后,是全国各地媒体的追踪报道,有此事,无此事?已经逐渐模糊。在媒体的质疑、消费者的迷茫中,麦当劳也难以维持一如既往的平和。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猜测尚未平息,就有南方某媒体传出深圳麦当劳停用涉事芥末酱的消息。尽管最后证实报道不实,但影响已然造成。

接第二棒的是亨氏中国。在北京出现问题辣椒酱后,清查之风席卷全国。虽然亨氏一方面配合政府回收渠道产品,另一方面,承诺全额赔偿购买产品的消费者,但由此引起的消费者的恐惧也不是轻易可以消除的。

最为奇怪的是,接第三棒的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桂林花桥食品有限公司。有文章指出,“苏丹红”坏了老字号“桂林辣椒酱”的名声。

该文章称,亨氏美味源的桂林辣椒酱使生产正宗“桂林辣椒酱”的老字号——桂林花桥食品有限公司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据介绍,虽然亨氏公司的桂林辣椒酱与桂林毫无关系。但是却对桂林辣椒酱的声誉受到了影响,桂林花桥公司这些天不断接到消费者和外地经销商的反映获悉,真正的桂林辣椒酱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冷淡和拒购。

文章同时指出,花桥公司前身是桂林酱料厂,是广大消费者公认生产桂林辣椒酱的正宗老字号,其桂林辣椒酱是著名的“桂林三宝”之一。2002年,获原产标记产品注册认证,2003年,又获著名商标等等。虽然按照《原产地标记管理规定》,只有在桂林市范围内生产的辣椒酱才可以称之为“桂林辣椒酱”。除此之外,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能在商品上使用“桂林辣椒酱”的相关字样。但是像亨氏公司这样冒用“桂林辣椒酱”的其他地方企业却有不少。

根据文章的内容,可以明白,首先,该公司是遭受了本次风波的影响,不免让人得出其冤枉的结论。但同时,我们不难看出,公司也存在着跟风炒作的倾向,全国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厂,它的产品在全国销售有多广?

文章最后还强调,亨氏公司擅自使用花桥公司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称,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花桥公司可通过向工商部门申诉,要求制止亨氏公司的此违法行为。

此文章一出,不光解除了它不是本次涉事辣酱的嫌疑,还变相地替这个公司做了一次广告:我是正宗的桂林辣椒酱。

以记者之愚见,该公司现在应该马上进行渠道建设,重点进攻亨氏问题严重的几个大城市市场。

由此可见,城门失火,池鱼照样可以活得更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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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企业应对“苏丹红”事件
“封杀”行动延续 亨氏应对苏丹红阴影

始于英国继而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的“苏丹红事件”发生后49天,记者经过约40天的等待终于见到了具有英国教育背景的亨氏公司(Heinz)大中华区总裁齐松。

8日,齐松如约在北京君悦大酒店行政楼层1624房间接受了记者的专访。他透露,此次来京的主要任务是将亨氏公司整改计划送交国家和北京有关政府部门审阅。

据亨氏的公关顾问博雅公司相关人员介绍,这是亨氏产品3月2日被检出“涉红”以来,齐松首次在北京接受媒体记者面访。

记者:首先想问问您有没有最新的情况通报给我们?

齐松:事情发生之后,我们一直在努力做两件事情。第一,我们一直跟广东省、广州市以及国家质检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卫生部等一些部门紧密配合;第二就是做产品的回收工作和内部整改工作。上周二我们在广东省和广州市有关机关的监管下,以环保的方式将30多万瓶受影响的产品进行销毁。另外我们制定了整改计划,这是最重要的。为此,我这是第三次来京,主要是与国家有关部门沟通。

记者:截至目前您都见过哪些机构了?

齐松:今天我这么着急,就是因为要见北京市食品安全办,其他那些机构都已经见过了。

记者:他们对您的整改计划怎么评价呢?

齐松:都表示赞同。

记者:没有人提出异议吗?

齐松:我们的整改计划不是简单做出来的,而是经过详细考虑,在整个供应链上加强管理,特别是加入以前没有要求检查的“苏丹红”这一项。通过培训技术人员、购买仪器等措施,今后工厂就能够自行测试出“苏丹红”。

记者:您的这个整改计划可以提供给我们吗?

齐松:这是一个企业内部的事情,我可以把主要的内容口述给你。首先对供应商有两个要求:一是不允许在食品中使用政府禁止的添加剂,特别说明不允许在原材料中含有苏丹红。供应商需要有政府部门认可的证明材料,证明自己的原材料符合要求,我们才用。我们也会对供应商突击审查,同时自己也对每批原材料进行抽检。

记者:引进仪器进行抽检、培训员工大概需要花费多少钱?

齐松:有好几十万元人民币吧。供应商交来的每一批原材料我们都要抽检,抽检合格之后我们还要检测一次,然后才可以出厂。

你可以问我这些仪器什么时候进来啊?我们的员工培训什么时候开始啊?那我可以告诉你是5月底。你可能又会问从现在到5月底这段时间我们怎么办?我可以告诉你,在这段时间,我们的每一批产品都会拿到国家认可的检测中心进行检测。

记者: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到5月底,每一批生产出来的产品都会送交检测?

齐松:是的。每批都会,而且还包括原材料。

记者:我现在想请您谈一下您对这个事件的总体看法?您是否同意将这个事件看作一个危机?

齐松:我们应该公平公正地看待这个事件,而不是只针对亨氏一家企业。我认为,这是一个行业的问题,值得大家关注。今天在这里,您是记者,我是亨氏的一名员工,但是下了班之后我们都是消费者,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得到保障。如果我们都有决心去解决这些问题,从长远看,这也许是个有益的事情。

记者:刚才您是从整个行业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从亨氏公司本身,您是否把这个事件看作一场危机?

齐松:这个事情来得很突然,不在人掌握之中。但是事情发生了,我们应该考虑怎么尽快解决问题。另外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人,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自信,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国内不是说危机吗?有危也有机啊,我认为如果我们都从正面来看,你们也从正面来报道整个事件,那么我们可以完全阻止“苏丹红”在产品中出现。

记者:您好像不太喜欢用危机这个词?

齐松:那是每个人不同的见解了。

记者:您的见解呢?

齐松:用考验更好一点。

记者:事件发生以来,您觉得亨氏在处理整个事件上,对这场您说的考验是否有失误的地方?

齐松:人是很奇怪的。就像我们小时候考试,结果出来的时候觉得,如果一个月之前我看更多的书,那么我就不会出现那个错误。我们没有时间机器回到过去,只能按照当时的情况解决问题,做你当时认为最好的决策。

记者:亨氏在2月24日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当时在英国查出来的亨氏食品在中国没有销售。

齐松:我很高兴你提出这样的问题,可以给我们机会来澄清,因为源头是来自英国方面查出来的产品,亨氏有五种产品被查出含有“苏丹红”。那时候的媒体声明主要是想告诉消费者,英国查出来的那五种产品在中国并没有销售,后来很不幸被查出了两种亨氏产品辣椒油和辣椒酱含有“苏丹红”,后来也证明了是我们使用的原材料含有“苏丹红”影响了我们的产品。

记者:您那时候有没有想到可能在中国区的产品也会含有“苏丹红”?

齐松:那时候我们已经开始自查了,但那时国内还没有这样的检测中心。我们正在处理的时候,事情就发生了。

记者:3月8日媒体声明的时候,已经有两种产品被查出来。当时贵公司说除了这两种产品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产品含有“苏丹红”,但是后来又有新的三种产品被发现含有“苏丹红”……

齐松:不是不是,只有辣椒酱和辣椒油。我可以在这里非常负责任地讲,自始至终只有两种产品。您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误解,应该是把有些媒体报道的辣椒精(当成了产品),而辣椒精是我们生产产品的一种原料。

记者:截止到目前,北京市的“封杀”行动还没有结束,这可能也是您此次见北京市食品安全办的目的之一。您当时接到来自食品安全办消息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齐松:我当时正好在北京,现在双方已经有了沟通和了解,沟通过两次,效果都很好。

记者:当时您听到这个消息是什么感觉?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齐松:我的第一反应是我们要承诺尽快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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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红”究竟是什么?
吃了“苏丹红”有何后果尚难确定

吃了含“苏丹红一号”的产品,会有什么后果?

湖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食品化工室主任万旭刚说,因为“苏丹红一号”是种工业色素,国际和国内科学界只是怀疑它可能致癌,但具体会有什么影响,现在尚难确定。

武汉市卫生局相关部门人士也表示,因为没有具体的国家卫生检测标准,所以不清楚其会引起什么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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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红”事件相关评论
苏丹红背后的食品政治

一位中国的企业家曾经说过“食品行业是个道德良心的行业”。我想这句话站在企业的立场是对的,但从公众的立场来说,“道德良心”可能还远远不够,因为“德”能德于人,并不能使人“德”。食品安全问题,已经随着食品供应链愈来愈全球化发展而变成一个政治问题,甚至上升到了国际政治的高度。  
  
亨氏、联合利华、麦当劳等一些国际知名企业所扯进的“苏丹红事件”,也只是食品安全问题的冰山一角。实际上一年里面已经有两位CEO逝世的麦当劳,近年来的“麻烦事”远不止于此,2004年5月,一部名叫《给我最大号》(Super Size Me)的纪录片就直把矛头对准麦当劳。年轻的美国导演摩根•斯普尔洛克以自己的身体当成小白鼠做了一个实验:连续30天,他只吃麦当劳卖的东西,包括喝的水。如果麦当劳不卖,他就不吃。在拍摄这部最终获得全世界首屈一指的独立制片电影节——圣丹斯电影节大奖的纪录片之前,身高1米9的斯普尔洛克身体健康,体重不到84公斤。在试验了两个星期之后,医生说他的肝受到严重损伤,应当停止试验。但他没有听从医生的劝告,结果一个月后他的血压大大提升,体重也增加了11公斤。  

这不是一个华氏911式的噱头,实际上,这是美国民众对于与健康已渐行渐远的美国食品工业发起的成千上万次抗争中的一次而已,这场抗争是在双子塔外的另一场反恐战争。纵观世界范围内由食品安全引发的种种行为,都是食品政治折射出来的一个表象。  

《食品政治》一书的作者内斯特尔经过细致的调查和研究后认为:“食品业者利用广告制造饮食习惯和个人抉择,非厂商审慎操纵假象,消费者看得懂广告内容,却不见的食品业者在国会、联邦机构、法院、大学和专业组织幕后‘使力’的一面”。

美国是一个立法严密并且执行严格的国家,然而依然还是有很多食品公司的股东将他们的需求置于公众健康的考虑之上。食品公司将制造和推销他们出售的产品,而不顾它的营养价值或对健康的影响。在这方面,食品公司几乎与烟草公司没有差别。他们游说议会取消他们认为对他们不利的规定,他们对联邦管理机构施压不让他们实施这些规定。而且当他们不喜欢管理部门的决定,他们就提起诉讼。如同烟草公司,食品公司通过赞助专业机构和研究来笼络食品和营养专家,他们通过直接向儿童、少数群体的成员以及发展中国家推销来扩大销售,不管这些产品是否可能改善人们的饮食。  

第三世界国家——包括中国——就不仅仅需要面对本国的食品安全问题,还需要面对第一、第二世界国家向他们推销有安全问题的食品。“二恶英”、“疯牛病”、“苏丹红”等等的事件在最近几年走马灯式地在中国上演,这只是这些欧美国家食品安全与食品政治问题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延伸。在国外被人称作是“垃圾食品”的普通快餐,进入我国以后就能“鲤鱼跳龙门”成为高档食品、富人食品,出事之后品牌效应依然卓著,这究竟是为什么?还有一个问题特别值得我们去关注:为什么此次洋快餐“涉红”事件仅仅在中国范围内发生?假如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已经相当完善,那么又是哪个方面存在着问题?  

诚然,我们习惯于开展“救火式”、“疲命式”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但是这已经明显背离了整个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用一句毫不夸张的话来说:我们的民众已经天天暴露在、置身于“黑心食品”之中,他们的命运跟政府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紧紧维系在一起!如果我们不能够从政治层面高度来认识食品安全问题,不把食品安全工作当作政治任务来常抓不懈,不能在政治层面构建食品卫生安全的官员问责制,一幕幕悲剧就依然会陆续地上演。  

在食品政治大行其道的今天,食品卫生安全只能依赖于一个相对独立的政府监管机构,一场让有毒有害食品灭绝的战争必须凭借国家力量来打响。就目前而言,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刚刚开始,离我们最终要构建一个理想的安全食品王国目标还有相当漫长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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